2026年9月17日，108和平研究所（108 Peace Institute）創辦人洛桑森格博士（Dr. Lobsang Sangay）於印度浦那的維什瓦納特・卡拉德博士MIT世界和平大學（Dr. Vishwanath Karad MIT World Peace University，MIT-WPU）發表題為「印度—西藏—中國關係：戰略選擇與區域影響」（India–Tibet–China Relations: Strategic Choices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的專題講座。
此次活動由浦那MIT世界和平大學（MIT World Peace University，MIT-WPU）政府學院、博雅教育學院及法學院，與108和平研究所（108 Peace Institute）合作舉辦。活動由MIT世界和平大學副校長拉維拉賈・N. 西塔拉姆教授（Prof. Dr. Raviraja N. Seetharam）主持，多位資深教授及系主任亦出席了此次活動。
約200名學生及教職員參加了此次講座，並就區域安全、喜馬拉雅地緣政治、領導力、教育及文明價值觀等議題展開交流與討論。
在開場致辭中，洛桑森格博士（Dr. Lobsang Sangay）首先向聽眾介紹了他所描述的中國「五指戰略」（Five-Finger Strategy），以及這一戰略對印度國家安全及區域地位可能帶來的廣泛影響。
談及近期印中外交關係的發展時，他提到中國持續對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提出主權聲索，並將該地區稱為「藏南」（South Tibet）。他認為，這一問題仍然是印中邊界爭議的核心議題之一。
他指出，在近期一次金磚國家（BRICS）峰會之後，印度與中國分別發表聲明。印度強調解決邊界問題的重要性，而中國則繼續維持其對阿魯納恰爾邦的既有立場。
洛桑森格博士強調，要理解當代印中關係，就必須認識西藏所具有的戰略重要性。他認為，中國佔領西藏之後，印度北部邊境的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他呼籲浦那的學生關注喜馬拉雅邊境地區的發展，並強調該地區所發生的事件，其影響並不局限於邊境，而是關係到整個印度的國家利益。
領導力與年輕一代的角色
領導力與年輕一代的角色洛桑森格博士亦分享了自己的成長歷程，從一個小村莊走向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並回顧了自己在德里大學（University of Delhi）求學期間參與學生運動的經驗。
他指出，這段人生經歷充分體現了教育、堅持不懈及公民參與的重要性。
在鼓勵學生努力成為「改變的推動者」（Changemakers）時，他強調，真正有意義的領導力應當服務於超越個人利益的更大目標，例如一項事業、一個社群或一個國家。
他亦談到Z世代（Generation Z）所展現的道德判斷力，並強調如何將社會運動轉化為持續性的社會與制度變革，是年輕一代需要認真思考的重要課題。
洛桑森格博士進一步區分了「以報復為基礎的勇氣」（Revenge-Based Courage）與「以慈悲為基礎的勇氣」（Compassion-Based Courage）。
他指出，憤怒或許能在短期內提供行動的動力，但慈悲則能為長期投入公共事務提供更加持久的力量。
他回憶自己曾與一名希望在有生之年為北韓帶來民主的活動人士交流，並以此強調，對一項事業的承諾不應完全取決於個人的生命期限或時間安排。
他鼓勵學生努力成為「快樂的戰士」（Happy Warriors），也就是在堅守原則與理想的同時，始終保持慈悲、韌性及內心的平衡。
中國的崛起與印度的戰略選擇
隨後，洛桑森格博士與學生展開了深入交流。
圍繞講座的核心議題，他提出了當代中國發展的兩個不同面向。
一方面，他談到中國顯著的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以及中國希望在2049年前成為世界領先強國的雄心。
他將中國的崛起與美國成為全球主要強國的歷程作比較，認為美國在鞏固其世界領先地位的過程中，使加拿大及墨西哥等潛在競爭者與全球主導權的競爭保持一定距離。
在類似的戰略背景下，他認為，中國追求全球領導地位的過程，也包含限制印度崛起成為主要強國的考量。
洛桑森格博士亦談到印度爭取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UNSC）常任理事國的努力。
他指出，印度的訴求獲得包括部分擁有否決權國家在內的聯合國會員國支持，但他認為，中國反對印度取得常任理事國席位，是因為不希望印度在國際體系中取得與其平等的地位。
他亦提到印度試圖透過聯合國推動國際反恐行動的努力，並指出中國曾阻止部分相關倡議。
洛桑森格博士認為，這些立場反映了印中兩國之間更廣泛的戰略分歧，也顯示中國不願看到印度成為更具影響力的全球強國。
另一方面，洛桑森格博士亦談到中國所面臨的人口結構變化，特別是過去五年間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問題。
他援引相關人口預測指出，中國人口可能從目前約14億下降至2070年或2100年的約7億。
他表示，人口下降也是全球多個國家共同面臨的趨勢，但對中國而言，這可能產生重大的經濟後果，包括當外國投資者認為中國國內市場正在萎縮時，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可能隨之減少。
洛桑森格博士進一步談到中國對資金流出的限制。他指出，據相關規定，中國公民每人每年向境外轉移資金的額度通常受到50,000美元的限制，而印度個人的年度境外匯款額度則為250,000美元。
他亦談到中國的減貧成果，指出雖然約有6億人成功脫離貧困，但仍有另外約6億中國人的每月收入低於100美元。
他援引相關數據表示，中國的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例約為97%，而國有企業相關債務規模則達到約300%的水平。
談到中國製造業時，洛桑森格博士認為，中國經濟正日益依賴出口，尤其是在電動車（Electric Vehicles，EVs）等產業。
他指出，中國去年出口約1,200萬輛電動車，而其汽車生產能力已達到約5,000萬輛，這引發了外界對產能過剩及市場需求不足的關注。
他進一步表示，已有83個國家採取措施或通過相關決議，限制廉價中國鋼鐵產品進口，反映國際社會對中國工業產能過剩問題日益增加的關切。
隨後，洛桑森格博士分析了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
他指出，兩國雙邊貿易總額約為1,500億美元。根據他所引用的數據，印度每年向中國出口約300億美元的商品，卻從中國進口約1,200億美元的商品。
他認為，這種顯著的貿易失衡反映了印度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並對印度本土製造業造成壓力，其中包括部分本地工廠被迫關閉。
他強調，印度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國內生產能力，同時正視對中國經濟依賴所帶來的挑戰。
西藏、水資源安全與喜馬拉雅環境風險
講座的重要部分聚焦於喜馬拉雅地區的環境及水資源安全挑戰。
在回答有關喜馬拉雅地區各國如何合作預防及應對自然災害，特別是近期尼泊爾洪災的提問時，洛桑森格博士強調了西藏作為「亞洲水塔」（Water Tower of Asia）的重要性。
他指出，西藏高原是多條亞洲主要河流的發源地，這些河流流經印度、尼泊爾、孟加拉、不丹、中國及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部分成員國。
他強調，在中國佔領西藏之前，西藏歷史上一直與周邊地區共享這些水資源。
洛桑森格博士指出，中國並未加入他所提及的聯合國國際水資源共享公約，因此他認為，中國在該公約框架下並不負有向下游國家分享相關數據或共同進行研究的條約義務。
他亦特別提到喜馬拉雅地區大量冰川湖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他指出，尼泊爾與西藏之間約有2,000個冰川湖，其中約20個被認為處於較高危險狀態；而印度與西藏之間則約有7,900個冰川湖。
他強調，如果缺乏充分的聯合研究、數據共享及災害預防合作，下游國家在面對冰川湖潰決洪水（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s，GLOFs）時，可能處於特別脆弱的境地。
展望未來，洛桑森格博士指出，部分環境專家曾警告，到2030年，山區冰川融化量可能超過降雪補充量，進一步加劇整個喜馬拉雅地區的水資源及生態風險。
他亦提到中國已在西藏高原興建約300座中型水壩，而西藏高原本身屬於高度地震活躍地區。
洛桑森格博士對大規模水壩建設與地震風險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表達關切。他認為，水壩建設可能增加或加劇與地震相關的風險，並指出自己曾多次因這一觀點受到媒體引用。
印度古老智慧與教育的重要性
蓮花士勳章（Padma Shri）獲得者格西阿旺桑丹（Geshe Ngawang Samten）亦在活動中發表講話，強調培養內心和平的重要性，而不應僅僅依靠外在環境來尋求和平。
他讚賞MIT世界和平大學致力於促進世界和平的教育理念，並建議大學教育可以更有意義地融入印度古老智慧的原則，以及心識轉化與內在修養的相關內容。
此次活動最後以洛桑森格博士與學生之間的熱烈互動交流作結。雙方就印中關係、領導力、經濟相互依賴、環境安全，以及喜馬拉雅地區的未來等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此次講座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從地緣政治、經濟、環境、安全及文明價值等相互關聯的角度，全面理解當代區域局勢及其所面臨的挑戰。